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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相片Ting Chun Liu

身體作為現場的折射(一)

已更新:2019年12月26日


在處理香港展覽的作品論述時, 一直想談談自己身體創作的脈絡。回來讀了讀去年寫的文章,想想還是寫成文字也比較好梳理。最早開始行為的嘗試,最粗淺的應是大二上高嶺格(Tadasu Takamine) 至新媒系作客座教授指導時的《Tomorrow’s Torture》呈現,那時的呈現以現在的標準看實在不致稱之為作品,但從那時開始也引導出一種對於現場新的想像。當時的作品很簡單,在高嶺格兩週工作坊的過程中,時常作為同學間口譯的工作,對於翻譯間的落差有了些想法,於是最後呈現時我拿了一支大聲公,挑選了彼得.漢德克的劇本《冒犯觀眾》為文本,用中文與英文交錯對台下的觀眾謾罵。原有的期待,是能在中英文交雜的過程中,挑弄語言間理解與不理解的摩擦。

結果一路罵到袁廣鳴睡著了。 大概是這樣的第一次行為表演。電腦壞掉的時候,影片也一起丟了。那天也遇到了後來影響自己很大的狀況,當時坐在後面樓梯上看夜景的兩個女生,一路聊天,我的聲音越大,他們的聲音就跟著更大,還接著唱歌。我記得後來討論時,廣鳴提到,既然要罵觀眾,為什麼不就轉頭對她們開罵?也是這個原因,在後來的身體表演,也開始注意現場觀眾的狀態,以及自己的表演要如何反應。再下一次身體的嘗試,就是這件跟蔡昉合作的作品,那是大二錄像藝術的期末。那時候跟阿光討論的想法也很簡單,很簡單思考 Moving Image 中,究竟是什麼 Move 了?然後寫了很隨便很大二的論述。


影像的本身即因為影格與影格間的堆疊而具有離散性。但同時它卻反映了線性的真實世界,我想用跌倒這樣短暫而確實疼痛的事件,透過反覆至少一百次之後,以每一次的影像剪取數格影格堆疊。質疑真實與影像之間的關係。


那是第一次嘗試要把自己的身體置入影像中,拍攝的時候,我們用了我的和她的iPhone拍了慢速,跌倒了一百多次,每次摔在地上時,擷取了其中5-10格帶著聲音的影格,對上相同的身體位置,疊加再一起。與一般的Stop Motion不同,在這支影片中,每一個影格都帶著現場聲音的採樣,把現實中3小時的時間壓縮成20秒的動態影像。作品本身觀念之外,那時做身體似乎有種魔力,身體會不停累積疼痛,而在畫面中都是不可見的。也自此開始思考自己的身體是如何成為創作的媒材,還有它的可能性。之後去了一趟布拉格,沒錢沒想法沒設備,就真的開始做行為了⋯⋯


初抵布拉格美術學院(Akademie vytvarnych umění v Praze)時,是被分配到 New Media II 工作室的,但國際交換生的負責老師建議我參與看看客座藝術家 Christina della Giustina 的工作室。那是一間位於市郊的空間,原本是學校其中一間做雕塑的教室,每學期會交換有不同國家教授,學生可以從原本自己的工作室轉換過去一學期。

Christina 的創作比較多著重在觀念的作品聲音創作,在指導時也比較像朋友,給予的建議多是怎麼想像自己的身體狀態。初到工作室時,教授與助教把工作室中間用紙膠帶圍出一個方塊,並出了第一個課題,贈與工作室中公共空間一個行為 (Gesture),作為自己使用私人空間的交換。說實話剛開始實也沒什麼想法,手邊也沒有習慣的創作資源 (祥昌興城街什麼的),看到地上被圍成一圈的紙膠帶,就想起 Bruce Nauman 的作品「Walking in an Exaggerated Manner」隨手就在往工作室的路上撿起一塊石頭,沿著地上的膠帶線敲打,這大概是在布拉格創作的第一個實驗。



原本的設計只是沿著路線走完,但慢慢敲打的過程中,會發現自己的節奏以及動作,會與膠帶的紋理交互影響,遂把膠帶當作譜面,刮痕、斷面、磨損、去閱讀膠帶來完成行為,在途中被同學擋道時,想起了自己在先前表演時缺乏與現場的互動,便把石頭丟給同學讓他敲過他的身體範圍。當每個同學都給予空間自己的創作之後,我們被引導的討論環繞在彼此之間的關係,誰的聲音與誰的行為有了交錯,而教授與助教也親自創作,給予自己對於這個空間的想像,這也引導到了我們之後的延伸。

環境中也有了不同同學帶來行為的結果,第二週開始,我便買了好幾卷的紙膠帶,把原本的空間做出延伸,拉出公共空間的範圍,然後再重複使用石頭敲打與取樣。把紙膠帶纏在其他同學放置的椅子、石頭、落葉上,依次敲打,上一次作為一個封閉的環,這次則是沿著自己額外拉出,不生成新的空間的「線」。

第二週之後,大家的創作範圍逐漸擴大,其中也遇到一件有趣的事,如電影抓狂美術館一樣,空間的打掃阿姨,把我們的落葉清的乾乾淨淨整理成堆,還把同學放的筆和石頭擺放整齊。之後的創作大家漸漸開始以「誰的什麼影響出我現在的什麼」為目標開始逐漸延伸,這個空間中所有的物件也成為一件大型創作。

逐漸到了學期末,機制上被要求要做一場 Open Studio 的展覽,而我們的目標也開始從時間性的行為,成為空間中的「展出」。在台灣時跌倒的作品,便成為我想思考的延伸,我想像著要如何濃縮一個時間性的行為成為一個「展出」,如何將整整一小時歷久敲打的過程與痛苦,壓進一個短暫的狀態,更多則,如何將現場的聲音也放進去。



作品論述是這樣寫道的: 「 作品是極為簡單的動作不斷重複,試圖達成相同的結果,以及產生一個聲音,在重複的過程中記憶著相同的運動狀態,盡力著讓其達到預設的結果。並將他們重疊壓縮成為單一的動作。延續先前作品,透過重複單一動作的壓縮影像討論影像的真實性,和現實時間與影像時間的關係,並納入現場聲音,將空間的音場也進行壓縮。這次我拍攝了數個單一的手勢(Gesture)數百次,並將每個動作取下固定幾個影格與聲音片段,再將其堆疊並壓縮成單一的動作影像。企圖建立單一動作的秩序,於此同時身體所特有的失準也將顯現,而現場的聲音與身體的動作所觸發的聲音,也是與自己身體的對話。」


我常在想像每個身體的動態,以及其所延伸的痛處是如何被記錄的,便用這樣的方式完成,最初在製作「跌倒」的影像時,也並未將聲音列入思考,一直是在剪輯時才發現這種剪輯方式特有的魅力,不同於一般 Stop Motion 動畫,除了畫面本身,聲音也同樣被壓縮進去。也因此嘗試以這樣的方式,把數百次的敲打都置入其中。最後展出時把喇叭藏在後面的水溝中,寫了一支會隨機觸發敲打影片的 processing 影像播放程式。隨機的將整個敲打的聲音擴散在整個充滿迴響的空間中,也算是給自己在捷克創作的一個收尾。


在事後的討論中,我常在思考把身體置入影像中的感覺,當它被編輯、複製、貼上、重整,身體最終成為圖像的一部分,而從空無一物的畫面中,直至被敲打的當下,也被以教授以宗教性這樣的名詞討論,表演如何再現?而身體在其中的能量是否被抹平?如果說破碎的身體中,我們如何在空間中生產聲音,我們如何完成一個目標,又自我在當中所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?而身體再現在現場的同時,與自身的表演,似也做了切割,我們在閱讀這個影像時,所看見的是一隻不知道從何而來的手。沒有了標的以及理解其所生產過程的指涉。


原本沒有預期會寫成這篇文章,才想起自己跟何育葦合作的作品(真的真的很感謝那件作品),以及在捷克比對台灣脫衣服過程的想法。一些心理狀態,我想這些就留至下一篇再來細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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